翻译自：The Elements of the China Challenge （中国挑战要素 | 中国挑战的方方面面），
by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State （由政策规划官员撰写，美国国务院）, 2020年11月。
来源：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20/11/20-02832-Elements-of-China-Challenge-508.pdf

执行摘要：

在美国以及世界各国，人们逐渐意识到中国共产党（CCP）引发了大国竞争的新时代。然而，很少有人能看出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入侵模式，更不用说党所追求的特定的统治形式。

中国共产党不仅着眼于在既定的世界秩序中的卓越地位– （现有的这种国际秩序是建立在自由和主权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即源于美国所建立的普遍原则，并促进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而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秩序，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PRC）为中心，为北京的专制目标和霸权野心服务。

面对中国的挑战，美国必须确保自由主义。

中国的行为是一个挑战。中共以20世纪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专政为榜样，最终刺激了快速的现代化并产生了惊人的经济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该党在1970年代后期采纳自由市场原则以及美国和世界各国决定对中国进行接触和贸易。今天，该党行使其经济威力来增补和胁迫世界各国，使外国的社会和政治更加适应中共的规范，并根据中国的社会主义品牌重塑国际组织。同时，中共正在发展一支世界一流的军事力量，以抗衡并最终超过美国军方。这些行动使中共能够有能力在印度太平洋区域及全球范围内追求这一目标-即实现“民族复兴”，最终实现国际秩序的转变。

为了理解中国独特的威权主义形式以及由此产生的霸权目标，有必要掌握中国行为所产生的理论渊源：中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信仰和党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极端解释。

尽管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公民实行专制统治，并且对世界各地的自由构成威胁，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仍然存在各种脆弱性。这些始于专制独裁的普遍弊端：对创新的限制，组建和维持联盟的困难以及内部压制带来的成本；它们还包括特定于中国的漏洞：经济不稳定；人口失衡；环境恶化;持续的腐败；压迫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还有在中国监测，审查和灌输14亿人口所产生的艰巨费用；由党控制的军队与人民分离；特别是在武汉发生的COVID-19大流行引起的疾病，死亡以及社会和经济破坏之后，中共对人类生活的蔑视，对其他国家的冷漠无视以及无视国际规范和义务。（译者按：忍不住插句话，这完全是对美国政府贴切的描述）

应对中国的挑战要求美国回归基本面。 为了确保自由，美国必须根据十项任务来重新制定其外交政策。

首先，美国必须通过维护宪政，促进繁荣和建立健全的公民社会来确保国内的自由，所有这些都滋养着公民调和的精神，这对于迎接该国在国外的挑战一直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美国必须维持世界上最强大，最敏捷和技术最先进的军事力量，同时加强与盟友和伙伴本着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的安全合作。

第三，美国必须巩固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自由，开放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该秩序由主权民族国家组成，并以尊重人权和忠于法治为基础。

第四，美国必须重新评估其联盟体系和参加的国际组织的规模，以确定它们在哪里加强了自由，开放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哪些地方不足。

第五，鉴于这种重新评估，美国必须与世界和其他国家合作，更有效地与朋友和合作伙伴分担责任，并形成各种集团和联盟以应对对自由的具体威胁；同时要加强民主国和志同道合的伙伴间的合作；在可能的情况下改革国际组织，并在必要时建立植根于自由，民主，国家主权，人权和法治的新组织。

第六，美国必须在公平和互惠的准则下寻找与北京合作的机会，在情况需要时限制和威慑中国，并支持在中国寻求自由的人，以促进美国的利益。

第七，美国必须对美国公民进行有关中国挑战的范围和影响的教育，因为只有知情的公民才能支持美国为确保自由而必须采取的一系列苛刻政策。

第八，美国必须培训新一代的公务员，包括外交，民政，金融，经济，科学和技术；以及不仅精通汉语，对且中国文化和历史有广泛了解的公共政策专家，同时也包括能流利使用各种语言，并获得有关文化和历史知识的其他战略竞争对手，朋友和潜在朋友的广泛知识。

第九，美国必须改革美国的教育，让学生通过了解美国的自由传统来肩负起自由民主世界美国公民的长久责任；并为满足复杂，信息时代，全球化经济的特殊需求做好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方面的专业知识的准备。

第十，美国必须做好捍卫自由原则，这些原则既是普遍的，又是美国民族精神的核心的榜样。通过例如公开演讲、教育举措、公共外交、外国援助和投资、在更加困难的情况下进行制裁以及其他形式的非军事压力、以及在危及国家的切身利益而其他一切都失败的地方实行军事力量介入。

根植于美国的创始原则和宪法传统；被繁荣的经济所提振；被世界上训练有素，装备最精良的军队所支持；由了解美国人民和美国政治制度，认识到世界各国人民和民族的多样性和共同人性并赞赏在外交事务中思想和利益之间复杂相互作用的政府官员提供服务；并由预先告知并度高参与的公民加强—这种多管齐下的方法将使美国能够确保自由主义。

一，中国挑战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将与生产力更高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一起存在。 在长期的合作与冲突中，社会主义必须从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文明成果中学习。 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即一定会有人利用目前发达西方国家暂时的发展优势来谴责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 在这里，我们必须有一个伟大的战略决心，坚决拒绝一切我们应该放弃社会主义的错误论点。 我们必须自觉纠正与当前阶段不符的各种观念。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集中精力改善自己的事务，不断扩大我们的综合国家力量，改善人民的生活，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并为我们赢得主动的未来奠定基础 并占据主导地位。

习近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013年1月5日在中共中央演讲   】

在美国以及世界各国，人们日益意识到，中国共产党（CCP）引发了大国竞争的新时代。 即使美国寻求合作并欢迎以规则为基础的竞争，负责任的美国治国之道也要把握住中华人民共和国（PRC）对自由和主权民族国家以及自由，开放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社会构成的日益严峻的挑战。这些规则秩序对我们的安全，稳定和繁荣至关重要。中共的鲁莽行为使在武汉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发展为全球性大流行，再加上北京为掩盖中国的罪魁祸首而采取的协同的虚假宣传运动应该停止了。 然而，许多人对中国挑战的特征和范围缺乏正确的了解。

中华民族拥有非凡的文化和数千年前的道德和政治传统，今天，它是由以20世纪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专政为蓝本的独裁政权统治的强大国家。 惊人的经济增长丰富了中国。 重大的军事现代化使它更加壮大。 全世界的国家都通过与北京接触并欢迎与北京的贸易来使中共更为强大。

但是，很少有人能看出中国在世界各个地区的进军模式，更不用说中共所追求的卓越的特殊形式。 不能理解中国的利益和目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忽视了中共的执政理念。 正如美国对由主权民族国家组成的自由，开放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承诺源自我们对“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奉献-美国独立宣言用来描述所有人的固有权利的语言一样。 中国也是决心实现“民族复兴”并改变国际秩序，从而将中国置于中心地位，并服务于中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超民族主义信念，从而满足北京的执政野心。

长期以来，传统观念一直认为，按照合理的国家行为的观念，最好地了解中国。几十年来，政府内部和外部的有影响力的观察家都将中国的崛起视为扩大世界市场的机会，从而通过增加全球贸易使所有国家受益。他们称赞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1970年代末决定将资本主义元素引入中国的国有经济，这一决定随着时间的流逝并在美国和其他先进工业国家的协助下刺激了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并实现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长。 。他们希望，将崛起的中国纳入既定的国际秩序中将促使北京完全开放和私有化其国家主导的经济；放开专制制度；最终成为维护国际秩序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即使在1989年6月中共血腥镇压天安门广场以及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民主抗议者之后，美国和世界各地的许多人仍对中国寄予厚望。

但是没有发生人们期待已久的政治自由化。 中国可能选择了东亚前独裁国家（如韩国和台湾）的民主道路。 关于“历史终结”的猜测（由于自由民主的合理性和普遍吸引力而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滋养了这种信仰。 但是中共坚持其专制信念。 党一直坚定地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此作为中国执政的范式，而社会主义-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不仅是中国的榜样，而且是其他国家的榜样，也是世界替代秩序的基础。 尽管如此，仍然有人坚持认为中国的行为将在公认的范围之内，而北京在其地缘政治形势下只会扮演任何一个大国都会扮演的角色。

同时，中共在过去40年中耐心地发展了中国的能力，其长期目标是实现全球领先地位，并在世界秩序上树立社会主义烙印。 除了传统观念，美国和其他国家对中共发起的长期战略竞争基本不了解或漠不关心，而中共主席习近平则大胆地肯定了这一点。 正如美国资深政策制定者最近写道：“鉴于中国力量崛起对世界秩序、对美国及其盟友和朋友造成的日益严重的战略后果，这种长期对华政策失败可能是过去七十年来美国最大的政策缺陷。”

甚至当传统知识的拥护者发掘出来时，敏锐的中国观察家也实现了观点上的有益转变。 他们的著作和文章使中共的一党压制性统治以及对国际规范，标准和制度的蔑视和改造决心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特朗普政府在传统观念上取得了根本性突破。 总结认为，中共的坚决行为和自封的目标要求美国和其他国家修改假设并制定新的战略学说，以应对中国挑战的首要性和严重性。 美国政府在《 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 2018年国防战略》，《 2020年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 2020年关于中国军事实力的国会年度报告》以及美国 高级管理人员。

政府的观点认为，今天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是不合理的，他们认为自己是伟大文明的继承者，拥护20世纪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其残酷和压迫已使数千万人死亡，他们追求超民族主义的目标-像美国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一样，理解国内政治和世界事务。近年来，中共已经巩固了权威，通过从数字监视到严格灌输到宗教和少数民族集中营等邪恶手段，加强了中国公民对党派确定的集体利益的服从。中共已经开发了许多先进技术，并在许多情况下是非法获取的，这些先进技术不仅可以控制本国人口，而且还可以收集有关全球人员的数据并建立世界一流的军队。中共在肆无忌惮地违反国际法的同时，对南中国海进行了奢侈的要求和军事化，同时破坏了香港的自由，并威胁要在台湾这样做。中共在世界每个地区都进行了重大的基础设施和投资项目，债务陷阱外交以及其他掠夺性的经济实践，以更好地诱导或强迫主权民族国家，特别是其统治和商业精英来援助中国重塑世界秩序。中共利用其与国际组织的融合，为它们注入植根于该党专制主义的规范和标准。

中国的行为反映了中共的短期优先任务和远大抱负，以及中共对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评估以及对中国所处地缘政治环境的理解。习近平在2013年宣称：“在长期的合作与冲突时期，社会主义必须从资本主义带来的文明成果中吸取教训。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集中精力改善自己的事务，不断扩大我们的综合国力。 ，改善我们人民的生活，建立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并为我们赢得主动并占据主导地位的未来奠定基础。” 根据共产主义和超民族主义的思想对中共的行为进行检查，可以看出，习近平通过实现“主动权”并获得“主导地位”，意味着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力量，并进行世界次序的重建调整以使其适应中共独特的帝国方式。

这份公开的政策规划文章的目的是退后一步，采取长远的眼光，阐述中国挑战的要素，并勾勒出形成强硬政策的框架，这些政策应超越官僚之争和机构间的地盘之争，并超越短期政策， 任期选举周期。 美国的总体目标应该是确保自由主义。

二、 中国的行为

要了解中共发起的超级竞赛的特征，有必要掌握中国行为的主要特征。 这些包括中国的威权统治品牌，在世界各地以及国际组织中利用经济实力超越美国的势力，以及发展旨在对抗并最终超越美国的世界级军事力量 — 美军。 这些功能已被单独研究，每个功能对于一个领域或另一领域的专家都是众所周知的。 但是，它们的综合性和连锁性并未得到广泛认可。 将它们放在一起考虑，将中共的首要地缘政治目标集中到了焦点上：通过围绕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来重组国际秩序，从而实现全球领先地位。

家中的威权主义

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行为源于中共的专制政府形式。 根据20世纪的共产主义教条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的戒律和惯例，中共对约14亿人实行压制的单党统治。 最近，该党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取消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所担任的总统任期限制。

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暴力镇压民主抗议者后的几十年中，中共通过扩大对灌输，审查，虚假信息，高科技监视，强迫失踪的系统使用和其他残酷的手段，加强了对国内的镇压并加强了对该国的控制。为了消除新疆近一千一百万突厥穆斯林的种族和宗教身份，该党毁坏并摧毁了清真寺。在所谓的“再教育”营地中囚禁了超过一百万维吾尔族人，使囚犯受到灌输，强制劳动，强迫绝育，非自愿节育和其他令人发指的虐待；并实施了大规模监视，DNA收集和其他形式的强制性社会控制。作为中国强迫少数群体融合的国家政策的一部分，有时这被称为“稳定维权”，中共加强了对约600万藏人的镇压，这严重限制了言论，宗教，迁徙，结社和集会的自由。它还限制了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的超过400万蒙古族人的自由化，以使他们汉化。而且，作为对中国基督徒的镇压行动的一部分，据估计，中国的基督徒人口多达7000万人，中共已监禁牧师，关闭教堂，禁止在线宗教服务，并考虑了重写圣经的计划，以清除圣经中的一些不良内容。

中共还试图扩大中国的主权范围。 在COVID-19大流行爆发后的几个月中，中国无视其根据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保持香港自由开放和维持香港高度自治的承诺- 制定了国家安全法，破坏了香港的自治权，并剥夺了香港居民的基本自由。 北京还坚持认为，台湾 — 一个自由和繁荣的民主国家 — 必须继续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威胁通过军事力量实现统一。 而且，中国在南中国海提出的海上索偿要求远远超出了国际法承认的要求，因此，中国通过在有争议的岛屿上建立设施并使其军事化而改变了海洋的力量平衡。

中共所宣称的共产主义不仅仅是威权主义的国内治理模式。 这也是遍及全球的普遍社会的理论，其最终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国际秩序。 同时，中共宣称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雄心壮志源于中国的文化和政治传统 — 无论其受到党的多少扭曲和歪曲 — 都要求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占据主导地位。 该党对20世纪共产主义教条和极端民族主义的综合利用，推动了中国在其境内和境外的行为。

经济合作与胁迫

经济实力是中共在世界事务中追求卓越的主要要素。 在现代化之前，中国常常通过建立商业依赖来获得对邻国的影响，而邻国或多或少被其视为已知世界的邻国。 今天，部分归功于全球化和中共过去40年的迅速现代化，中国的已知世界已扩展到全球。 中共已将旧方法适应了中国的新情况。 由于所有主要经济体都与中国建立了广泛的商业联系，并且渴望保持进入中国低成本劳动力和庞大的消费市场的机会，因此它们容易受到中共的经济合作和胁迫。 美国自身与中国的经济纠缠已使美国与前苏联的商业关系相形见拙。

随着中国从现代化和加速经济发展中获得收益，中共通过引领尖端科学和高科技革命，将目光投向了全球经济。在建设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道路上，该党制定了各种举措和计划，这些举措和计划是北京长期战略不可或缺的战略，长期战略是使用“全民”方法来实现，包括欺骗，腐败和非法手段 — 相对于美国和其他先进工业国家而言具有决定性优势。

首先、中国从事大规模的知识产权盗窃活动。中国实行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非法财富转移，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公司，大学以及国防部门窃取了技术创新和商业机密。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引用的研究，中国的努力-包括强迫性技术转让，网络攻击以及对经济和工业间谍活动采取的整个国家方法-每年给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失高达6000亿美元。这一惊人的数字接近五角大楼的年度国防预算，超过了《财富》 500强50强公司的总利润。 FBI的所有56个外地办事处都在几乎每个工业部门进行与中国有关的经济间谍活动调查。

第二、中国对关键的国际供应链以及必要的材料和商品实行控制。自从北京在2001年颇据争议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来，美国的跨国公司越来越依赖中国的低成本劳动力来生产和出口更便宜的制成品，尤其是在高科技和先进的制造业领域。这种转变导致美国消费者的价格降低和美国公司的利润增加。然而，代价之一是一场“中国冲击”，这场灾难摧毁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中小型制造业，仅在美国就消除了多达240万个工作岗位，并使关键的国际供应链依赖中国。全球大流行使这一供应链脆弱性大为缓解。

第三、中国寻求全球工业主导地位，特别是在关键的高科技领域。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中的胜利中，制造业优势被证明是决定性的，而美国却在许多重要行业中失去了这一优势。例如，今天中国占全球钢铁和铝产量的50％，占消费电子产品生产能力的70％，占无人驾驶飞机产量的90％，占造船业的45％，到2022年，将有可能占35％的全球集成电路制造能力。甚至中国加上台湾将容纳全球70％的集成电路制造能力，包括几乎所有尖端生产，这对数字经济，先进武器系统，航空航天，人工智能（AI），机器人技术和其他重要行业都有致命影响。中国通过诸如“中国制造2025”倡议等努力积极实施工业政策，该倡议在十个决定性领域发展了中国“国家冠军”公司：（1）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下一代信息技术； （2）机器人与自动化； （3）航空航天； （四）高科技航运与海洋工程； （五）高铁； （6）能源效率； （七）新材料； （八）生物技术，医疗器械和先进药品； （九）下一代能源与发电； （10）农业机械。通过在这些重要领域中取代美国和其他先进工业化国家，中国不仅打算获得对全球贸易的控制权，而且还打算支持其“军民融合”（MCF）战略，以利用合法和非法获得的先进技术增强其武装力量。中国在AI方面的进步带来了特别的风险，因为CCP不受个人自由和人权的约束，可以利用其收集的大量数据来完善AI算法，从而为下一代联网技术提供动力。

第四、中国的目标是建立世界第五代（5G）无线电信物理和数字基础设施，以此作为在新兴和下一代信息技术中更广泛的主导地位的垫脚石。北京大力补贴了由国家控制的华为和中兴通讯，使这些电信巨头在与各大洲建设5G网络的竞争中击败了竞争对手。由于华为和中兴通讯受中国各种国家安全法的约束，迫使它们“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因此将它们用作5G供应商的国家面临着对其网络完整性，数据隐私，经济稳定性，和国家安全。而且，在所谓的“智慧城市”发展项目的幌子下，华为和中兴可以向全球独裁政权输出与他们提供给中共监视中国人民的奥威尔工具相同的工具。同时，由于军事行动，间谍活动和政治战争取决于信息和数据，因此中国投入大量资金来获取包括物理体系结构，操作系统和硬件在内的网络空间的优势。

第五、中共利用“一带一路”倡议（最初称为“一带一路”（OBOR），但至今仍由中国以中文作为中文名称）以及其他为中国公司拓展国外市场的举措。吸引国家，特别是其政治和经济精英进入北京的地缘政治轨道。 BRI基础设施项目-港口，铁路，公路，水坝，工业园区，民用核能设施和其他与能源有关的计划等 — 通常依赖于中国的进口工人而不是当地的劳动力，有时涉及50至100年的业务关系加强了中国与当地精英的长期接触，并赋予东道国关键基础设施关键部分权力。由于中共施加了沉重的经济和环境成本，东道国越来越发现这些“一带一路”项目是不可持续的。例如，由于中国的掠夺性发展计划和债务陷阱外交，斯里兰卡在拖欠巨额贷款后失去了对主要港口的控制。

第六、中国经常利用不受限制的进入外资市场的渠道。特别是今天，美国证券交易所列出了130多家中国公司，包括阿里巴巴，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百度和腾讯，这些公司的总估值超过1万亿美元。在2000年代初期发生大规模的财务和会计丑闻之后，美国国会颁布了法律，要求监管机构检查所有在美国上市的公司的审计情况。中国是唯一援引国家安全法以阻止美国监管机构进行这些检查的国家。此外，美国投资者和养老金持有人不知不觉地将数十亿美元投入到管理在美国境外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公司的管理基金中。此外，包括海康威视，大华科技和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的武器制造子公司在内的一些在外国上市的中国公司，与北京的军事现代化，间谍活动和侵犯人权行为有联系，并可能受到美国的制裁和制裁。出口管制。

第七、中国利用世界自由民主国家的自由和开放来削弱其治理、繁荣和国家安全。北京经常威胁要切断其广阔市场的准入，迫使在自由国家的外国企业遵守中共的政治要求和言论规定。著名的案例包括中国努力迫使外国航空公司将台湾列为中国的一部分；在休斯顿火箭队当时的总经理在美国发推文表达他对香港示威者寻求个人自由和政治自主权并保全香港的支持后，使美国国家篮球协会保持沉默；并要求梅赛德斯·奔驰在广告中使用达赖喇嘛的形象道歉。此外，中共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和散布虚假信息。该党利用千人计划（​​TTP）和其他由党领导的招聘活动，以大学为目标，并鼓励学生和教授以合法或其他方式获取技术，商业秘密，专有数据以及研究和开发。它通过机密资助协议，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大学慷慨地资助专门传播中共宣传的孔子学院，这些协议迫使各机构避免批评中国并遵守中共的目标。中共追踪国家和国家以下各级的外国政府官员，尤其是在美国，以寻找影响力的机会。

通过这些以及其他举措和计划，并且不受国际法和人权的约束，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发挥着巨大的经济实力，使其他国家屈服。 中共越来越多地将其在商业和投资方面的影响力与先进军事实力的展示联系起来，目的是扩大其全球影响力。

世界一流的军事

中国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促进了其世界一流军事力量的发展，该军事力量旨在与美国军事力量及其同盟国家长期抗衡并超越美国。忠诚于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解放军（PLA）对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目标至关重要。习近平在2012年被选为中共总书记后，就加强了解放军几十年的军事现代化。习近平也被任命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他利用2012年国防白皮书指示解放军达到与中国的“国际地位”相对应的地位。 2016年1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宣布全面重组其部队结构，使军队走上与中国经济发展平行的扩张之路，这将使其能够“战斗并打赢战斗”。

中共广泛的军事变革体现了中国的战略意图。 2016年的重组创建了五个基于战区的联合司令部（类似于美国的地理司令部）和两个职能司令部。新成立的战略支援部队（SSF）的职责包括网络和太空作战，电子战以及心理战作战。 SSF与联合后勤保障部队一起，将使解放军能够在很长的距离上投射军事力量，并与“新的军事战略制高点”进行竞争。习近平强调，2016年的改革提升了中国的核力量，包括从下属司令部到独立的军事单位，这对中国的大国地位至关重要。因此，他呼吁解放军火箭部队“增强其核威慑力和核反击能力。”

进行了这些结构性改革后，习近平在2017年10月的第十九届党代会上宣布了解放军业务和能力转型的目标。 他指示军队实现机械化，在应用信息技术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并提高其战略能力。 他的目标是完成解放军和人民武装警察向“中国建国100周年的2049年之前成为世界一流部队”的转变。

中国从美国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的军事成功以及美国在1970年代为应对苏联挑战而采取的军事抵消战略中汲取了很多经验。 为了对抗美国军方的技术优势，解放军领导层制定了自己的抵消战略。 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警告说，美国再也不能认为在东亚拥有军事优势。

中国采取了五项截然不同但相互支持的措施：

• “军民融合”（MCF），包括通过非法手段从美国和全球其他国家获得先进技术和新兴技术，从而获得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军事力量；
• “系统破坏战”战略-强调对指挥和控制中心的攻击-关闭敌人的实施系统；
• 庞大的地面精密导弹武库可以穿透美国的防御系统；
• “刺客的钉头锤”能力，使敌人从意料之外的方面受到打击；
• 工业上的统治地位，以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世界领先地位。

中国的抵消战略导致了不对称的军备竞赛。北京已经投资了大量的地面战区导弹，运载先进防区导弹的第三代和第四代飞机，能够控制区域水域的柴油潜艇，对空和网络能力以及日益先进的核武库。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生产和部署高超音速导弹方面取得了迅速的进展，旨在击败美国和盟国的导弹防御系统，这突显了北京实现不对称优势的决心。中国似乎并没有通过冲刺到核对等的数量来反映苏联的行为，但是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北京寻求至少使其核力量的规模扩大一倍，并实现与美国的质量等同形式。

同时，中国在太空中放置的卫星数量超过美国以外的任何国家。 北京还正在努力设计各种反空间和反卫星能力，旨在威胁美国的核和关键军事指挥与控制资产。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2007年成功进行了反卫星试验，证明其可以摧毁在同一低地球轨道上运行的美国军事成像卫星。

中国还采取了非军事战略，使美国的军事行动更加困难。

先前的政府将不扩散视为美中合作的亮点，但证据掩盖了乐观的评估。尽管中国作出了承诺，但伊朗，朝鲜和叙利亚继续以中国领土为转运点，从中国实体那里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材料和技术。根据国务院关于国际遵守军备控制，不扩散和裁军协定的年度报告，中国“未能遵守其2000年11月对美国的承诺，即不以任何方式帮助任何国家发展弹道导弹。可用于运载核武器的导弹（即，能够运载至少500公斤有效载荷至至少300公里的距离的导弹）。” 报告继续指出，“这种未能遵守其2000年11月签署协议中的承诺，中国实体继续向扩散的导弹项目提供物资。” 自1992年签署《核不扩散条约》以来，北京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者的直接援助有所下降。然而，中国继续支持或至少纵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导弹能力的扩散，以破坏中国认为是区域或全球对手的国家的安全。

尽管中国采用抵消战略来推进其在第一条岛链中的目标-从日本延伸到台湾到菲律宾北部再到婆罗洲北部再到马来半岛-但中共领导人和军事战略家认为，人工智能和其他新兴技术将推动一场革命并在军事事务中达到最高点，他们称之为“智能战”。中共希望通过实施全系统战略并推动这场革命，希望解放军在未来25年内取得军事优势。

在近期或中期内，中国将利用其军事能力，作战概念和总体理论将美军在印度太平洋的技术优势转化为劣势， 并对美国的大规模投射力量进行实际的威胁，同时弱化美国军事能力。这将向区域国家发出信号，表明既成事实的代价太高而无法推翻。 中国的战略不仅是要占上风，而且还应通过证明美国无法履行其对该地区的安全承诺 — 至少不能迅速或以可接受的代价 — 来使美国的朋友和伙伴士气低落， 此策略与台湾特别相关。

中国迈向全球霸主的漫漫长征：逐个区域扩大影响力并重塑国际组织

由经济实力，尖端技术和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推动的中国对卓越地位的追求，遍及印度太平洋，遍及全球。 它包括重塑国际组织，这对中共重塑全球治理规范和标准的努力至关重要。

印度太平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帮助发展了印度太平洋的自由开放秩序。中国试图通过在该地区的国家中树立一种意识，即中国的统治地位是不可避免的，来减少美国的影响力。主要目标包括基于条约的美国盟友-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宾-以及新兴战略合作伙伴，例如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台湾。中国也正在破坏该地区许多其他国家的安全，自治和经济利益，例如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的成员国，包括重要的湄公河地区的成员国，以及东南亚国家。太平洋群岛。此外，中国将崛起的印度视为竞争对手，并试图通过经济上的互动来推动印度适应北京的野心，同时限制新德里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及其与其他民主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

北京提供数字技术和物理基础设施，以推进中共在整个地区（包括东北亚，南中国海，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的专制目标。 除了努力成为该地区的5G供应商之外，中国还出于战略目的而在机场，海港和其他基础设施方面进行交易-例如，在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进行99年的租赁，以100亿美元的价格建造菲律宾的Sangley 在马尼拉郊外的波因特国际机场（Point International Airport），以及一项耗资13亿美元的项目，用于建设缅甸的皎漂（Kyaukphyu）深海港口。

中国在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台湾在内的整个印度太平洋民主国家中，采取了虚假信息甚至干扰和恶性影响的运动。这些个和其他一些企图严重侵蚀民主制度和规范；尤其是通过胁迫使其它国家采取促进中国利益的政策。

在南亚和中亚，中国在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上进行了大量投资，以扩大通往欧亚大陆和欧洲的贸易路线，并确保能源，原材料和其他资源的流动。中巴经济走廊（CPEC）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中亚旗舰。 CPEC还连接了BRI的“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极大地增强了中国通过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通往中东的通道，并与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孟加拉国的吉大港港和马尔代夫的Feydhoo Finolhu港的中国项目相连接。通过通常是不可信赖的供应商的中国公司，中国还向区域内国家提供了公共安全解决全套方案-包括“指挥中心，闭路电视摄像机，智能视频监控，面部和车牌识别技术，人群监控，态势感知检测，噪声监控或检测，遗弃物体侦查和社交媒体监控”。

中国通过展示军事实力补充了印度太平洋的经济实力。解放军空军定期进行远程轰炸机巡逻到第二个岛链（从日本经马里亚纳群岛和密克罗尼西亚出发），而解放军海军则负责从东南亚到印度洋的水面和水下海军力量来挑战南海和东海的其它国家海军和执法船。中国人民解放军最近在有争议的印度边界上挑起小规模冲突，双方数十人伤亡，并与印度军方处于紧张的对峙状态。北京威胁民主台湾，台湾被视为是一个叛国省，打算在必要时通过武力使台湾与大陆统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和中国海岸警卫队越来越向日本对尖阁诸岛的行政控制提出挑战。

中国公然无视国际法，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大展拳脚。例如，自2012年与菲律宾对峙后夺取了士嘉堡浅滩的行政控制权以来，中国就利用人民解放军的海军和平民巡逻队对浅滩进行主权主张。北京驳回了常设仲裁法院2016年的裁决，该裁决驳回了中国对南中国海的所谓“九点划线”历史主张，并维持了菲律宾对浅滩的主张。中国也无视常设仲裁法院2016年的裁决，即南中国海的美济礁属于菲律宾的大陆架，属于其专属经济区。中国无视法律判断，在环礁上维持军事基地，港口和跑道。此外，中国通过在南沙群岛部署反舰巡航导弹，远程地对空导弹和其他军事系统，公然违反了习近平2015年在争端中“中国无意实行军事化”的承诺。地区。中国通过在2019年12月挑起有关印度尼西亚纳图纳群岛主权的争端来加强海上军事化。 2020年6月，中国击沉了一艘越南渔船，也于今年与马来西亚在专属经济区的碳氢化合物资源问题上进行了为期六个月的对峙。最后，尽管中国对联合国对朝鲜的所有十轮制裁都投了赞成票，但北京已淡化了各项决议，并继续通过提供粮食，石油和投资来帮助平壤的独裁政权。通过减轻对朝鲜的压力，中国对制裁制度的不均衡执行使平壤得以发展其核武器计划。

俄国

中国在独裁大国俄罗斯找到了战略伙伴。近几个月来，美国政府官员和其他国际观察家指出，北京在与莫斯科进行协调方面做出了越来越多的努力，以在COVID-19上向世界传播虚假信息。但是，当前版本的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早于全球大流行。虽然既没有正式的军事同盟，也没有紧张关系，但这种伙伴关系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最明显的是削弱了美国的力量和影响力-近年来，北京和莫斯科已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这种关系。

中国加强了与俄罗斯的经济，能源和技术联系，尤其是在美国和欧洲国家因应2014年莫斯科对克里米亚的非法占领和吞并以及对乌克兰东部的持续侵略而实施制裁之后。中国与俄罗斯合作，在双边贸易中增加了人民币和俄罗斯卢布对美元的使用，部分目的是使两国免受美国主导的金融制裁。中国仍然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俄罗斯已成为北京最大的石油供应国之一：在沙特阿拉伯对中国的年度石油出口量达到创纪录的8,330万吨之后，莫斯科在2019年跌至第二位，略微超过了俄罗斯先前的7,760万吨的记录。北京和莫斯科还启动了一条通往中国的“西伯利亚大国”天然气管道，这是一个在未来三年中耗资550亿美元的项目，是中国与俄罗斯签署的一项规模达4,000亿美元的大型开发协议的一部分。此外，俄罗斯和中国合作在北极寻求能源，尽管莫斯科和其他北极国家对中国建立“近北极国家”的努力持不同程度的警惕。

北京和莫斯科对先进技术的竞争有着浓厚的兴趣，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将美国领导的针对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国际运动描述为“即将到来的数字时代的第一次技术战。” 威权国家对自己的人民深表不信任，中俄两国在安全和战略应用的监视和人工智能方面进行合作。

他们广泛使用宣传和虚假信息的趋同反映了俄罗斯和中国之间日益增长的战略一致性。与俄罗斯一样，中国在建立坚固，透明和负责任的政治体制的欧洲国家中，也发现了丰富的机会来扩大影响力，这些国家正努力与地方腐败作斗争。中俄双方都使用战略腐败，即为腐败个人，组织和政府机构的战略目的武器化，以削弱自由和民主。在COVID-19大流行中，中国在欧洲的影响力行动在加速，在积极使用虚假信息，操纵社会分裂和阴谋蔓延方面，越来越类似于俄罗斯。

新的中俄伙伴关系涉及相应的军事组成部分。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的主要武器供应商和演习伙伴，最近又增加了向中国出售的武器类型，包括S-400防空系统和Sovremenny级驱逐舰以及用于反舰战的先进巡航导弹。伙伴关系还导致进行了更复杂的联合军事演习，旨在为与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的相遇做准备。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合作超出了军事行动水平，涵盖了核和战略问题。 2019年6月，习近平和普京发表联合声明，承诺就核军备控制问题开展合作，并致力于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不久之后，两国通过与侵犯韩国和日本领空的核能力飞机进行联合远程轰炸机巡逻，标志着战略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尽管中国和俄罗斯是战略合作伙伴，但权力差距的扩大以及标志着威权国家之间关系的不可避免的不信任，使得建立正式联盟的可能性不大。 正如美国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观察到的那样，“北京和莫斯科的国家利益在很多领域都不一致，例如领土主张以及与俄罗斯或中国认为是区域竞争对手的国家的伙伴关系。” 此外，俄罗斯的经济衰退和中国的全球崛起-中国的GDP约是俄罗斯经济的八倍。由于莫斯科的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加上国际制裁措施的严峻-使莫斯科成为北京的“主要小伙伴”，这引起了俄罗斯对解放军将成为军事威胁的担忧 。

欧洲和英国

欧洲和英国凭借其先进的经济和强大的外交影响力，已成为中美之间战略竞争的重要前沿。知道一个统一的跨大西洋联盟将为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在世界秩序形态斗争中提供巨大优势，中国利用其经济实力将欧洲和英国与美国区分开来，并将欧洲国家和英国拉向北京。北京并不一定要在欧洲和英国寻求盟友。相反，它试图说服该地区的国家不要与美国保持一致，并限制欧洲和英国对华统一的能力。中国希望说服欧洲和英国，他们的政治前途不在于自由，开放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在于一种新的多极安排，该安排尊重地缘政治势力范围，并将内部镇压的指控视为对国民的侵犯主权。

早在2013年，中国就将欧洲确定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组成部分。那年，习近平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加深合作，并扩大欧亚地区的发展空间。”中华人民共和国随后宣布了横跨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新欧亚大陆桥，并在鹿特丹结束。北京还提出了中国-北冰洋-欧洲蓝色经济通道，这是三个海上通道之一。除了经济，政治和技术利益外，中国还认为，从北京到欧洲的一带一路直接路线是对付它所描述的美国围困行动的一种对策，是在印度太平洋中对抗美国或西方侵略的一种方式。

为了说服欧洲人在东方寻求经济机会，中国正在与布鲁塞尔就《中欧全面投资协议》进行谈判。 2014年至2019年，中国通过一系列谅解备忘录，充分利用了在欧洲东部和南部边缘地区的初始投资。北京通过最初称为“ 16 + 1合作框架”的方式发展这些投资，其名义上的目的是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 2019年，面对欧盟对“一带一路”倡议日益怀疑的态度，中国通过将希腊纳入框架，将16 + 1转变为17 + 1。中共将雅典的包容性视为胜利，特别是考虑到中国对比雷埃夫斯港口的巨额投资，以及对欧洲港口和铁路的其他投资可能带来更大的通道。通过象征性地点缀连接汉和罗马帝国的古老丝绸之路，意大利最近成为第一个签署一带一路（BRI）谅解备忘录的七国集团国家。

尽管对欧洲核心国家，英国，法国和德国持怀疑态度，但它们仍对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持开放态度，既可以实现与美国的更大独立性，又可以摆脱欧元区的经济困境。中国在欧洲的投资已大大增加，从2008年的不到10亿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约420亿美元。这些大笔款项促进了中国在军事和技术领域的利益，包括对机器人技术，生物技术，房地产，金融服务和基础设施。北京利用增强的杠杆作用来扼杀对其政策的有意义的批评。

华为热衷于建立欧洲的5G网络。 在这个中国“国家冠军”获得成功的程度上，北京将获得对欧洲各州信息流的访问权，对他们的电信漏洞有更全面的了解，具备破坏关键基础设施和拦截敏感传输的能力，并积累大量数据 完善AI算法至关重要。

同样，中国在整个欧洲的民用核能市场中寻求机遇，希望从长期的合作关系中受益，尤其是获得对欧洲能源基础设施重要组成部分的控制权。 在国家融资的支持下，中国核公司扭曲了市场，削弱了欧美公司。 中共公开威胁欧洲各国政府，这些政府只是停下来考虑在关键的关键基础设施项目上与中国合作所产生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成本。

中东和非洲

短期内，中国旨在加强其在中东的能源安全并获得市场准入，以扩展“一带一路”倡议和其他中国利益。北京还积极与伊朗政权和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接触，这两个政权都面临着重大的美国和国际制裁，并且都是美国指定的恐怖主义国家赞助者，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者以及严重侵犯人权的人。同时，中国对新疆成千上万的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穆斯林的残酷镇压引起了深刻的良心问题，特别是对于中东和世界上大多数穆斯林国家而言。从长远来看，中国寻求以牺牲美国为代价来增强其在该地区的经济和安全影响力。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北京对来自中东的石油进口的依赖已大大增加，从1998年的每天33万桶增加到2018年的每天400万桶。同时解放军还访问当地并在阿曼塞拉莱（Salalah）建设深水港。中国还希望扩大军事销售，例如，中国的国防公司以降价出售无人驾驶飞机，几乎不考虑不扩散问题，并以其他方式扩大与地区国家的安全合作。这破坏了美国国防公司。它还威胁到区域合作伙伴访问美国军事网络的能力，削弱美国军事互操作性以及与区域合作伙伴的其他形式的合作。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以色列特别感兴趣，该倡议拥有创新的高科技经济，几乎没有进入壁垒。正在进行中的几个项目中最具争议的也许是上海国际港口集团在海法港的部分航站楼的部分建设和运营，该航站楼也是美国海军第六舰队的战略港口。如果中国工人获得“对潜在敏感的商业或军事信息的大量访问权”，美国将面临监视和网络间谍活动的风险。

在非洲，中国一心致力于获取非洲大陆丰富的原材料和矿产资源，以为中国制造业提供关键组成部分，同时使美国和盟国的公司处于不利地位。中国在非洲的项目主要是债务融资，通常无法达到合理的可持续性和透明度国际标准，并给当地经济带来沉重的债务和其他问题。中国还通过积极培养高层关系来扩大在非洲国家的影响力。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国外交部长在2007年至2017年间总共对非洲进行了79次访问。与此同时，在中国工作的非洲国家的国民经常面临种族主义和歧视，这成为了特别是北京在应对国内新型冠状病毒时具有国际影响的一个问题。

2017年，中国在吉布提建立了第一个外国军事基地。 该基地位于亚丁湾的巴布勒曼德海峡（Bab-el-Mandeb Straits）上，占世界海上贸易石油总量的近10％穿过该海峡。 这包括每天62亿桶的原油，凝析油和精炼石油。 该基地与中国在亚丁湾的反海盗活动以及在几内亚湾的存在不断扩大，使中国的军事力量从非洲海岸扩展到印度洋。

西半球

中国的地缘政治影响深入到美国的后院。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北京加快了对拉丁美洲的双边贸易投资，从而获得了该地区石油，采矿和能源领域的大量股权。中国的华为和中兴通讯是该地区电信设备和网络以及监控架构的顶级提供商之一，所有这些都构成了间谍活动风险。此外，中国政府在巴西和阿根廷寻求核合同，不仅提供初步融资，而且在阿根廷的情况下，还提供超过20亿美元的备用资金，以供政府认为合适时使用。同时，较贫穷的拉美国家向中国出口商品和食品，同时进口价值越来越高的中国制造业和科技产品。中国贷款远远超过其投资额，因此经常要求拉美国家偿还商品，在为中国提供资源安全的同时，还鼓励海外腐败。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中国认为委内瑞拉 — 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藏国 — 是重要的伙伴。中国开始向委内瑞拉提供贷款以获取石油，并与前总统雨果·查韦斯（Hugo Chavez）签署了“贷款换石油”协议。委内瑞拉是南美最大的中国官方融资接受国，自2007年以来通过未来的石油交易，已接受了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DB）超过600亿美元的贷款。

此外，北京利用西半球进一步扩大了其在外太空的雄心。中国已从拉丁美洲各州发射了近十二枚卫星，并在智利设有太空观测站，在阿根廷设有深空雷达。

美国和加拿大绝不姑息中国的影响力行动。中国在美国的国家、州和地方各级针对关键的技术和经济部门通过网络攻击，盗窃和其他方法将重要的信息，数据和技术转移到中国。在加拿大政府尚未对5G供应商做出最终决定的地方，华为与公司合作将高速互联网接入带到偏远社区。美国和加拿大也依靠中国作为许多关键矿物的供应商。同时，中国的国有和国家主导的公司（包括受到美国制裁并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间谍活动和侵犯人权行为有关的公司）在美国各州的公共养老基金中享有主动和被动投资。作为在中国做生意的代价，中共要求美国和加拿大的公司-从金融、工业到媒体和职业体育-都要符合党的规定。中国还利用在美国的领事馆作为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平台。

中国严重侵犯了美国的高等教育。尽管在许多情况下，中国是通过合法和富有成效的学术交流从美国获得技术知识的，但它也通过千人计划和其他国营或党校招募活动非法获取了此类专业知识。堪萨斯大学和哈佛大学最近的案例说明了这种危险。此外，在美国欢迎中国学生并向他们介绍政治自由的祝福的同时，中共也有兴趣招募中国公民出国学习，以提高共产主义专政的利益。的确，中国也处罚哪些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反对中共官方的观点，或者以其他方式自由发表言论。美国大学对中国学费的财政依赖使事情变得复杂：近年来，美国大学更愿意招收更多的中国公民，因为他们不像美国学生那样付较少的学费，他们全额支付激增的学费。在研究生和本科水平上，中国向美国派遣的学生人数超过了任何其他国家。北京利用孔子学院不仅推广中共批准的关于中国和世界的观点，而且敦促美国的大学审查讨论，减少询问并总体上符合中共的教条和政治目标。

从内部转变国际组织

北京继续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发力，以使这些机构与中国的变革野心保持一致。中国通常会向参加联合国大会投票的国家提供更高水平的发展援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权的成员，中国与俄罗斯合作挫败了美国和欧洲国家为应对叙利亚，乌克兰，朝鲜，委内瑞拉，伊朗和其他地区的挑战而提出的重大措施。为了推进其修正主义议程并反对美国为提高透明度和问责制所做的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用其在联合国77国集团成员的投票优势和不结盟运动，积极追求领导地位。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担任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包括国际电信联盟（ITU），国际民航组织（ICAO），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和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和在此类组织中的其他高层领导和管理职位。中国试图在多边文件中插入以习近平思想为基础的共产主义语言，并提及“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其他使中国的共产主义宣传成为联合国的标志性努力。在COVID-19大流行中，中国提供了滥用国际体系的生动例证，迫使世界卫生组织遵守北京的自我服务偏好，包括排斥台湾。

从长远来看，中共认为国际组织是一个机会，可以保护其滥用的发展做法和残酷的人权记录免受批评，并逐步使全球规范，标准和制度适应社会主义的宗旨。

小结

从整体上看，中国行为的主要组成部分是 — 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专政、利用国家的财富在国外产生对经济的依赖和政治从属关系，并根据中共的标准和目标重新调整国际组织的方向、 和世界一流军事力量的发展 — 揭示了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将国际秩序的转变视为其主导世界事务的计划的关键。 中国的利益和野心不是偶然发展的，也不是仅仅反映了中国的地缘政治情况。 它们表达了植根于20世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党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极端解释的思想。 这些想法是中国行为的思想渊源。

三、 中国行为的思想渊源

许多人误解了中国行为的形式和意义，因为他们无视中共关于共产主义，关于中国以及关于世界的观念。在美国，这种对观念的忽视有时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和美国一样，所有政府都希望本国人民享有自由。在其他时候，这种忽视是由于不现实的国际主义轻视了政治权力，或者是由于不现实的地缘政治现实主义轻视了观点、文化和传统的政治意义。中国的挑战要求采取一种更为合理的方法，即认真对待利益和观念，并尊重执行谨慎判断的原则。与其将美国的自我形象强加于中国，或强化美国关于国际政治的先入之见，更关键的是考察中共对其短期优先事项，长期目标和国家间应有之地位的理解，以便掌握中国如何行使权力的目的。

人们非常想知道，中共的声明、讲话和权威著作在何种程度上是为国内读者而设计 — 向忠实的信徒宣讲，妖魔化持不同政见者，界定政权所谓的敌人的全部范围 — 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党的核心信念和基本思想。

但是，如果不加以审查，就无法确定中共的言论、讲话和权威著作仅仅是大国竞争的修辞武器、还是根深蒂固的信念、长期目标和抱负的表达。这样的检查揭示了中共的言行之间的紧密联系。正如约翰·加诺（John Garnaut）所说。 “习近平的项目没有任何歧义。我们从他所做的一切中都可以看到，即使在一个不透明且具有欺骗性的系统中，我们也可以从他的话中看到。

对中共的总体感觉是中国追求全球卓越地位和重塑世界秩序，这种感觉是专制，集体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有两点想法可以佐证它：中共的开创性著作和演讲宣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信条，这一点已被1943年至1976年间作为中共主席的毛泽东所证实；目前中共的著作和讲话也暴露了其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极端解释。结果就是既不是严格的共产主义也不是纯粹的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而是坚决的专制，集体主义和帝国主义。

尽管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都与威权主义、集体主义和帝国主义相容，但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通常被视为相反的意识形态。正如马克思所教导的，共产主义在一个单一的，全球性的，无阶级的社会中达到顶点。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共产党倾向于专制，集体主义和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则强调一个特定的民族及其独特的传统和政治命运感，它随着习俗，惯例和政治经验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可以借助民族传统来为镇压和征服辩护，也可以用来宣誓自由与民主的主张-例如，美国的建国原则和宪法制度围绕个人自由，人类平等，而政府则以被统治者的同意为基础。中共却调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民族主义的无可避免的冲突并赋予中国在解释，实现和管理国际社会主义的最终构想方面的主导作用。

中共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共产主义专制主义或超民族主义都并非不可避免的；我们也看到，不同于中共威权主义的其它形式的政府在该地区蓬勃发展， 尽管也有深深的儒家传统，香港、台湾和韩国的人民却拥护自由与民主。

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统治中国，因此必须充分理解该党的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同时也必须考虑党的传统政治思想。两者综合考虑才能理解和掌握具有专制，集体主义和帝国主义特征的中共行为。

中共共产主义

毛泽东在1954年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丹尼尔·托宾（Daniel Tobin）强调了党的思想信念的连续性：“习近平在2012年11月以中共总书记的身份向政治局小组会议发表的第一份讲话中，回顾了毛泽东后时代的每一个前任，坚持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领导中国继续发展”。从中共党的观点来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赋予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应有的角色。正如习近平在2017年所说，中共目标是通过加强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使中国“在力量和全球影响力方面成为全球领导者”。习近平继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之后，将这种方法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中共的执政实践中，中共坚持了20世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熟悉特征：即党是最高；并认定为了共产主义目的一切的手段都是神圣的；使个人服从集体。它指导经济（即使允许一定程度的私有制并为市场力量创造有限的空间）；它控制着教育，媒体，文化和宗教；它定期清除反革命力量；它宣扬社会主义战胜国际资本主义和政治自由的斗争的优先事项；它宣称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并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和经济发展的科学规律保证了这一点；它在人民中间散发了一种僵化的意识形态，它不容忍任何异议。

意识形态灌输是党的头等大事。中共加强了思想和行动的整合，例如，通过中国长城防火墙审查互联网；通过国家“社会信用”系统奖励良好行为并惩罚不良行为。为了控制信息并监视人口，“中国当局正在将旧的和最先进的技术结合在一起 — 电话扫描仪、面部识别摄像头、面部和指纹数据库以及许多其他技术。”  同时，习近平决心将国家权力置于对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唯一且合法掌控的中共手中。他在2017年发誓：“我们将更加努力地学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将培养马克思主义学习风格，并将其作为常规实践和对全体党员的制度化要求……。”

在1979年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讲话中，邓小平宣布提炼了中国共产党信念的四项基本原则：“ 1）我们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 （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4）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1982年，中共将《四项基本原则》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些原则也是党章的重要组成部分。自那时以来，党的领导人一直强调，中共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在某些地区放松对经济的国家控制，这是释放中国经济潜力并推动中国升为大国地位的决定性因素，但这并未削弱中国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在2019年，习近平慷慨地庆祝了四项基本原则宣布40周年。

中共对世界事务的理解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的教义，即在整个历史上人类社会被分为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在现代社会，分裂世界的两个对立的经济和政治体系的出现加剧了这种矛盾。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方面是资本主义欺诈性的对政治和经济自由的承诺固有地剥削个人；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立足共产主义，以中央计划和服役于人民为基础，教导并致力于共产主义是真正的人类解放。

习近平拥护马尼切对世界事务的看法。 2013年，习近平上台后不久，中共发布了“第9号文件”，其中列举了西方对中国社会造成的七个危害。其中包括宪政民主，人权，言论自由，公民的积极参与以及活跃的自由市场。丹尼尔·托宾（Daniel Tobin）强调，对于中共而言，“为了维护安全、发展和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的，个人权利包括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宗教自由等是可以牺牲的。”  中共在2017年的第十九届党代会上重申，中国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将在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占上风，从而克服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分歧，并为世界事务带来和谐。正如一些中央党校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共打算打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次序；认为该次序以不公正的西方政治和经济原则为基础，并代之以中共的社会主义次序。尽管习近平承诺与外界达成“双赢”的协议，但中共内部指示反复出现的一句话宣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是“你死我活的”的斗争。

根据中共的说法，前苏联和东欧集团的国家出卖了社会主义这一伟大事业，这迫使中共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袖。在1990年代初期前苏联解体以及拥抱东欧民主国家的、冷战后新的国际秩序的出现，使中共 — 尽管统治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 看到巨大的地缘政治风险。从那以后，经济影响力和军事力量的积累强化了中共的信念，即中国是社会主义的救世主和另类世界秩序的先驱。

尽管中共一直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信条，但中国人的坚定的举动却修正了严格的共产主义解释。中共决心以极端的中国道德和制度优越性理论来灌输民族，这并非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剧本。共产主义旨在建立一种普遍的，无阶级的国际秩序，而中共则试图输出中国的威权统治模式，并在世界各国建立对北京的经济依赖。尽管共产主义设想最终会消亡，但中共认为中国从西方遭受的侮辱和不公作​是国家最重要的优先事项-让我们从恢复中华民族对香港，台湾和南海的合法统治开始。

这些中国的决定性行为的得到了中共超民族主义信念的支持。

中共的中国民族主义

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国从来没有接受过基于尊重所有人的固有权利并得到联合国所确认的国家间主权平等和自由民主的思想。相反，中国传统的政府思想包含了一种战略观点，即主张中国有权利和责任通过其独特的精致文化和制度来统治天下所有人。这一战略前景还包括对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适当地位，历史流向，军事战略和战术，经济实力以及国内政治秩序的看法。

首先、中国传统思想将中国视为“中间王国”，即由小国包围的中央国家。

其次、中国传统思想周期性地理解历史。尽管特定的中国王朝帝国的命运一落千丈，但中国仍处于中心地位，应享有崇高的地位。

第三、中国传统思想的特点是对军事战略和战术有长期的看法。军事力量应该被公开地积累，存储和展示，但是其程度只是足以阻止敌方强迫中国使用它。战术围绕缓慢逐渐增加的头寸进行，以使对手只有在为时已晚被包围并面对压倒性的力量之后才搞清状况，别无选择，只能屈服。有时，对手会遭受一场危机，该危机为果断打击的落地创造了“吉祥时刻”。

第四、中国传统思想将经济力量视为帝国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中国应利用其规模优势和卓越优势，向商务合作伙伴传达默许采用中国主导体系的好处。

第五、中国传统思维具有专制倾向。它的特点是指导经济和社会的国家主义。它是法治主义的家园，它采用严格的刑法来建立国内稳定，从而可以建设财富和军事力量。它认为政治权力适当地驻留在精英官僚机构中，而不是源于人民。

这并不是要否认中国传统道德，哲学和宗教思想的的深度、丰富性和交叉的复杂性；也没有暗示自由和民主不能像在台湾和韩国以及在香港那样在中国蓬勃发展。而是要观察到，中共利用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某些突出组成部分来支持这样一种信念，即专制政府可以增强中国明显的优越性和固有的中心性。这种信念是中共自我理解的基础，也是直到资本主义消亡之前的棘手的阶级冲突的共产主义教义。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所有中共最高领导人都确认了中国的民族主义特权，认为中国是“大国”或“主要国家”，不应被“小国”抵制。然而，在中共执政的前几十年中，中国的经济规模相对较小且薄弱。由于需要现代化和积累财富和权力，习近平的前任们倾向于在中国的自信应在包容和妥协之间取得平衡。邓小平曾著名地建议中国应该“隐瞒自己的能力以赢得时间”。在冷战后的早期，从东盟地区论坛到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在区域和国际机构中的参与度不断提高，创造了一种节制的形象，这鼓舞了人们相信北京将发挥公平作用，并很快会接受规范自由与民主。

然而，在中国的言论之下，中共坚定地相信中国的“大国”地位，以及保护国家主权不受外国影响的必要性。在1990年代，解放军海军前任局长刘华清曾多次对美国同行说，问题不在于中国这个大国，在欺负小国，而是反过来，即小国在欺负大国。 2010年，时任外交部长杨洁篪向新加坡总理解释说：“中国是大国，其他国家却是小国，这是事实”。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坚持在南海海事争端中对“小国”采取友好行动，但在2014年3月表示，“我们绝不会接受小国的不合理要求”。同样，中国的官方媒体-最著名的《环球时报》-证明北京对许多邻国的好战态度是“惩罚性”行动，旨在教小国服从大国。

习近平之所以能表现出自信，是因为其前任的忍耐和决心所带来的成果，以及由于自由民主国家对北京不良行为施加压力的失败（由于担心破坏与中国的商业关系）。中国的规模和最近发展的实力使习近平能够大力推行“大国外交”（或“重要国家外交”），这种外交通过党的宣传、日益扩大的国际影响和民族主义特权得到了加强。

即使中共宣称中国在各国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使人民相信这种地位；但几十年来，中共在中国已经树立了一种尖锐的历史受害者和民族耻辱感。中共追溯国家的悲惨历史始于英国在19世纪中叶通过鸦片战争对中国掠夺。中共自以为是中国古代和古老文明的合法继承人，对清朝的现代化失败表示愤慨，并把“屈辱世纪”期间中国的巨大损失和遭受的屈辱归咎于西方帝国主义侵略（1839-1949）。尽管中共破坏了中国宏伟文化的大部分内容，但它通过传播这样一种信念引发了民众的愤慨，即长期以来，规模较小，在道德和思想上处于劣等地位的国家剥夺了中央王国应有的地位。中共也了解为什么美国拒绝承认中国的地位，这为中共对中国作为受害者的叙述提供了无尽的弹药。

对于中共而言，以中国固有的中心性为傲，并对历史上西方对中国的羞辱掠夺而愤恨。自豪与怨恨的这种强烈混合滋养了党员的信念，即中国拥有无可争议的所有权，可以在一个松散的体系中进行统治，而其他国家只要承认自己的位置并服从中国的社会主义规范，便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 同时，骄傲与怨恨的结合削弱了中国寻求妥协与合作的意愿。 中共的建国神话围绕着西方的失败而建立，它使中国沉迷于解决旧的问题和纠正历史上的错误。

习近平的综合的共产主义与中国民族主义

根据党的说法，个人的繁荣源于国家的繁荣。习近平在2012年的一次演讲中说：“历史表明，我们每个人的未来和命运都与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只有当一个国家的发展表现良好时，个人才能做好。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既是光荣的又是艰巨的任务，需要中国人民一代又一代的奉献精神。空谈对国家有害，而辛勤工作使国家繁荣昌盛”。

习近平在2019年的讲话中强调，个人和国家的繁荣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密不可分地捆绑在一起；在当今的中国，爱国主义的实质是我们对国家，对中国共产党和对社会主义的奉献精神的完美结合。正如习近平所解释的那样，民族复兴的爱国主义工作最终将以中国在全球性社会主义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为目的。

中共党章中包含一段称为“基本路线”的段落，概述了复兴民族的目标：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

                         带领中国人民团结自强，开拓进取，把经济发展作为中心任务，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继续致力于 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一个繁荣，

                         强大，民主，文化先进，和谐，美丽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大国。

尽管“基本路线”简洁明快，似乎很古朴，但它却抓住了共产主义和中国民族主义的融合，这是为中共争取在与美国大国竞争中取得胜利的雄心服务的。诸如“民主”、“和谐”和“美丽”之类的词语似乎与保护权利的政府兼容，并以人民的同意为基础。然而，这句话反映了中共的专制意图，暗示了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概念，以及党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以及中共坚定不移地坚信美国将领导国际资本主义阴谋，以防止社会主义中国实现全球主导地位。

简而言之，“基本路线”指向中共寻求使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力量。中共为实现这一民族复兴设定了2049年（中国成立100周年）的最后期限，并确定了实现这一目标的若干步骤。

首先，中国必须通过发展世界领先的经济和世界一流的军事力量来完成现代化计划。中共认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必需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是社会主义。

其次，中国必须克服其“屈辱的世纪”，恢复中共认为失去的领土以及对沿海水域的全部海上主张。中共《 2017年宪法》指出，该党“将继续努力，以加强全体中国人民的团结，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同胞以及海外华人的团结”。习近平在第十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实现祖国的统 — 这是对统一台湾的委婉表达 — 是实现民族复兴必不可少的”。

第三，中国必须领导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社会主义的斗争。习近平在2013年向中共指示：“在长期的合作与冲突时期，社会主义必须从资本主义带来的文明成果中吸取教训。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集中精力改善自己的事务，不断扩大我们的全面国家力量，改善人民生活，建立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并为我们赢得主动并占据主导地位的未来奠定基础。”为了赢得主动权并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必须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力量。习近平计划到2049年在中国完成其在“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方面的全球领导者”的地位。

第四，社会主义必将在中国的领导下达到统一人类的顶峰。习近平在第十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多次提到“人类共同命运共同体”。这一观念广泛地反映了习近平在中国为扩大其全球影响力而进行的广泛努力。 2018年8月，中共外交事务办公室主任、政治局委员和最高外交官杨洁篪断言：”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外交工作新时代的总体目标”，新时代要求“新型国际关系”。习近平的人类共同命运共同体将以国家的统一取代以自由和主权民族国家为基础的既定国际秩序，以共同尊重中共对国际社会主义的解释。

习近平在2016年政治局关于全球治理的集体研究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必须提高我们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特别是我们制定规则，制定议程以及进行宣传和协调的能力”。因此，习近平敦促中国外交官“积极参与领导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 然而，习近平并未设想改善民主责任制，公正管理和对人权的忠诚。相反，必须通过将社会主义的规范，标准和目标植入国际组织来击败个人自由和人类平等的那些基本要求。

中美之间关于世界秩序改革的意见分歧是鲜明的。 对于美国以及同等自由民主国家而言，其目的是通过加强既定秩序来维护民族国家的自由和主权，既定秩序的基础是尊重人权和忠于法治，被理解为法治。 公正地应用公开披露，解决和具有约束力的规则。 对于中国而言，目标是改变世界秩序。 中共寻求通过将中国置于中心地位，同时将自由，国家主权，人权和法治服从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重新构筑国际社会。

小结

中国的行为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极端民族主义的鲜明融合。 在启发和塑造行为的思想背景下查看行为，消除了对中国的星光灿烂的乐观情绪，这种乐观情绪扭曲了美国政策。 它还鼓励在与CCP合作，遏制和威慑方面保持清醒。 此外，根据中共的执政理念来掌握中国的行为，可以说明困扰中国独裁政权的脆弱性，并阐明美国为确保自由而必须承担的任务。

四、中国的脆弱性

在毛泽东灾难性的大跃进（1958-1962）和血腥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之后，中国共产党主持了中国工业和技术能力，经济繁荣和军事力量的大幅度增长。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也相应扩大。尽管中国在追求民族复兴和国际秩序转变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在中共的领导下，中国的脆弱性也有所增加。中国的某些脆弱性源于专制的性质。由于缺乏自由，独裁者往往会努力维持长期可以适应，创新和增长的经济。专制独裁者出于帝王的野心和对国际准则和国际标准的蔑视，因此结交了可怜的朋友，并容易与盟友和伙伴疏远。而且由于需要压制其本国公民，独裁政权通常必须将资源从国外的军事事务转移到维护本国的秩序上。除了所有专制国家中存在的脆弱性外，中共将共产主义和超民族主义与国家的特殊情况相结合，使中国面临各种特殊的脆弱性。

首先，中国经济面临重大困难。尽管中国是全球制造业和技术大国，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20年5月承认：“仍有约6亿人的中低收入，甚至更少……。他们的月收入只有1000元人民币（约合142美元），甚至不足以在中国中型城市租房。大流行使失业增加，使问题更加复杂。此外，在发生COVID-19危机之前，随着经济经历了30年来最低的增长率，中国的社会动荡逐渐蔓延。新现实迫使中共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来控制人口。

几种形式的依赖关系可能会阻碍持续和可观的经济增长，进而影响到中共的普遍合法性和支持率。中共计划通过将大约6亿靠中等工资生活的中国人带入中产阶级，以克服对出口的依赖。尽管如此，在短期内，北京必须向美国和其他先进工业国家的消费者出口制成品，以保持工厂的运转和人们的工作，特别是在全球大流行之后，美国和其他国家都在寻求减少对中国制造业的依赖。尽管中共在将人民币确立为全球储备货币方面做出了缓慢的努力，但中国还是依靠美元来结算许多国际交易。中国的先进制造业使用美国和其他先进工业国家生产的精密微芯片和其他高价值技术产品。这使中国经济的关键部门容易受到外国政府实施出口管制的暂时破坏。

此外，尽管COVID19在中国造成的经济紧缩程度尚不确定，但这种大流行的后果肯定会超过北京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所承受的后果。长达十多年的刺激措施给中国的企业造成了巨大损失，同时使政府背负了巨额债务。作为回应，中国对银行实行了严格的贷款标准，其有效性尚待确定。尽管许多中国公司依赖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资本市场，但有些公司利用香港或上海的二级上市来使自己免受进入外国资本市场的限制。同时，由于国内外消费者需求的急剧下降，中国制造业很可能继续萎缩。制造业的下降，消费的减少以及刺激手段的有限将使GDP下降并增加失业率，从而进一步引起不满和社会动荡。

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创造了自己的脆弱性。尽管最近几十年表明，更大的经济自由并不能保证政治自由化，但中国强大的经济引擎将选择与国家命令和控制相结合，仍可能鼓励中产阶级和中上层阶级的心态与威权政府背道而驰。选择发展中的经济所促进的机会以及它所带来的繁荣往往会产生对更多自由的渴望。做出有关工作和财产的决定可以增加公民对其他领域选择的期望，同时产生更大的财富。此外，选择和富裕往往会通过已确立，公开和公平适用的财产权和法律来提高对保护劳动成果的要求。或者，正如一些人所主张的那样，中产阶级和中上层阶级的城市人口可能会继续支持中共，因为他们在党的统治下获得了舒适和财富，然而落后于经济发展的亿万农村居民中不满的情绪将持续增加。无论哪种方式，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停滞都可能刺激对政府的问责以及对基本权利和基本自由的更大保护。

第二，中国的人口状况恶化。人口规模有望在未来十年达到顶峰，然后逐渐下降。更糟糕的是，北京的65岁以上人口将激增，而其工作年龄人口急剧减少。中国缺乏现代化的社会安全网，将给维持稳定增长的退休人口带来压力。此外，由于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2016年废除，但后果将世代相传）导致，中国的工作年龄人口将遭受长期的性别失衡（2010年人口普查报告，每100名女性中有120名男性）。

第三，中国经济的加速发展严重破坏了环境。中国已经有十多年了，并且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源。污染在许多中国主要城市造成反乌托邦条件，同时减少了中国的耕地面积和清洁用水。结果，中国的预期寿命一直在下降。柳叶刀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每年有110万人因空气污染而过早死亡。

第四，在地方和党的高层中的腐败给中共带来了风险。许多精英成员以牺牲人民的利益为己任。除经济增长不平衡以及人口与环境问题外，镇压和土地征用加剧了民众的不满情绪，每年引发超过13万场不同类型的抗议活动。此类抗议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动摇该体系。

第五，中共将大量资源用于镇压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中共严重违反了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中规定的原则，对西藏的军事占领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在新疆进行了残酷的计划，以“教育”维吾尔族和数百万其他突厥穆斯林。压迫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蒙古族，并对约有7000万人的中国基督徒实行严格的规定。

第六，北京为内部安全拨款巨大。中国将这些费用（包括中央政府和地区级费用）称为“国家国内安全支出”。一项开源分析表明，中国对内部安全的投入比对外部防御的投入高出约18％。中国在国家国内安全方面的支出从2007年的3,486亿元人民币（572亿美元）增至2017年的1.24万亿元人民币（1,970亿美元名义价值）。这些估算“排除了与安全相关的城市管理和监视计划所花费的数十亿美元”，尽管中国较低的工资和成本“使中国每美元投入的安全收益大大高于美国”。

第七，中国军方缺乏合法性。解放军的目的是为中共而不是人民而战。与毛泽东的座右铭一致，“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发展出来的”，该党主持军事决策。然而，随着解放军的现代化，内部的意识形态信念下降了，而腐败却增加了。习近平试图通过重新进行强制性思想训练并清除军方最高将领来恢复政党忠诚，尤其是对他的忠诚。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经常进行的“重演”突显了该党对专业军事的需求与对毫无疑问的忠诚的需求之间的紧张关系。

第八，中共面临着有关领导继任的问题。不确定谁将是习近平之后的中国最高领导人。在习近平领导下的党的做法与邓小平之后建立的中共领导权继任标准不同。过去，在这一点上，该党本来会在最高领导人的任期中给出一些指示，但这个问题仍然在习近平的周围想谜一样。

第九，中国的外交事务在国外引起不信任。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于2020年10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近年来，许多先进经济体对中国的看法变得越来越消极，而过去一年来，不利的意见也飙升了”。在全球大流行之前，北京受到外国资本的强烈反对，这源于其经济合作和胁迫，知识产权盗窃，互惠待遇的拒绝，缺乏透明度以及严重侵犯人权的专制计划。全球大流行加剧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不满。 2019年底在武汉出现的新冠状病毒迅速传播到全球人民和国家，部分原因是中国掩盖了世界的爆发。北京通过其虚假的国际宣传活动以及其“战狼式”外交手段来转移对这一大流行病的责任，进一步损害了其声誉。中共可耻的不当行为 — 造成已知的全球死亡人数超过100万人的主要因素，对全世界的社会和经济造成了毁灭性后果 — 引起了国际社会对COVID-19传播的责任追究。

小结

中共面临着专制政府的典型困境：党越是采用镇压手段来维持其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就越有可能在自身与人民之间产生楔子。同时，即使中国仍有数以亿计的人陷入贫困，中共也有数以亿计的中产阶级富裕起来。经济增长的交付，民族主义情绪的操纵以及极权主义监视国家的恐惧和屈服将在多大程度上使中共保持其执政权仍有待观察。

中共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有效解决中国面临的各种具体脆弱性，还有待观察。 该党的纪律和无情使它能够调集大量资源，耐心地追求国内的财富生产以及在国外获得权力和影响力。 同时，消除异议的中共专制主义限制了该党认识该政权的弱点，纠正错误并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的能力。

除了了解中国的行为和知识渊源之外，对中共脆弱性的理解，尤其是其应对脆弱性能力的局限性，也必须成为美国应对中国挑战的努力的依据。

五、确保自由

在中共大屠杀结束了1989年为期六周的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以及北京随后对言论和新闻自由施加严格限制之后，美国政府两党都加倍重视针对中国的接触政策。该政策有其正当理由并带来好处。但是，快速的现代化，巨大的经济增长，在建设世界一流的军事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以及融入世界经济并没有使中国加入，更不用说维护由崇尚自由，民主，国家主权，人权和法治国家组成的国际秩序。

相反，中共在1989年的抗议活动中幸免于难，便在国内的镇压和灌输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超现代的警察国家，并致力于国际贸易，投资，建筑，监视和虚假信息的掠夺性计划。中国不但没有实现政治自由化，反而实现了庞大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获得，使该党忠实于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秩序这一目标的新生。习近平坚定地追求“中华民族复兴的梦想”，加剧了中共发起的大国竞争。

在一个关键方面，中国的挑战类似于苏联向自由世界提出的挑战。苏联专制主义把共产主义和传统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结合起来。苏联的综合统治的苏联寻求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世界范围社会主义秩序的追求。同样，中国的威权主义结合了共产主义和对中国的地位和命运的超民族主义解释。中共综合指导中国寻求以北京为中心建立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秩序。

但是，在另一个关键方面，中国的挑战不同于苏联的挑战。苏联主要是扩大其统治范围，并试图通过军事强制施加其意志。近五十年来，苏联通过武力统治了欧洲一半以上，并通过出售武器，安全专门知识，部队部署，代理战斗部队以及建立和支持马克思主义政权扩大了其全球影响力。相反，中国面临的挑战首先不是军事斗争。中国的军刀在南中国海嘎嘎作响，并逐步取得立场，在香港的自由遭到破坏，以及对台湾的威胁性言论和对台湾的举动都是令人担忧的。中共的常规军事力量是不容忽视的。北京的核，网络和太空能力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尽管如此，中国主要通过一种苏维埃梦寐以求的经济实力来追求世界事务的重构。

严酷的现实是，为了促进美国的切身利益和捍卫美国珍惜的原则，美国必须与大国保持合作关系，大国的经济是世界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系统性的行为剥夺了本国人民的自由，并威胁到自由世界各国。因此，如何应对中国的挑战很可能会是以后多届美国政府的主要外交政策。

面对如此紧迫性，大范围和复杂性的挑战，要求美国回归基本面。为了确保自由，美国必须根据十项任务来重塑外交政策。

首先，美国必须确保国内自由，必须维护基于个人权利，民主自治和国家主权的宪法秩序。 美国还必须在自由市场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增长，该市场奖励辛勤工作和企业家精神，并确保机会均等，同时为全球化破坏最严重的人提供住宿，并制定激励措施，使个人在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的行业中繁荣发展。 美国必须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使人们能够照顾家人，维护社区并建立各种协会。 忠于美国的个人自由和民主自治的传统将产生繁荣并恢复公民和谐，这对于应对美国在国外的挑战始终是必不可少的。

其次，美国必须维持世界上最强大，最敏捷和技术最先进的军事力量，同时加强与盟友和伙伴本着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的安全合作。强大的军队取决于强大的经济提供资源来训练和维持部队，购买最好的设备以及进行研发，以生产下一代最先进的武器。同时，强大的经济取决于强大的军事力量-确保公海，安全的天空和安全的通讯网络，使国际贸易得以蓬勃发展。此外，为了安全和繁荣，美国必须重新致力于保持其作为世界技术创新领导者的地位。由于仅靠一国既不能实现安全也不能实现繁荣，美国必须将培育与之分担责任的盟国和伙伴视为战略要务。

第三，美国必须加强自由，开放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由主权民族国家组成，并以尊重人权和法治为基础。这样的命令反映了美国的原则，符合美国的利益。

第四，美国必须重新评估其联盟体系和参加的国际组织的规模，以确定它们在哪里加强了自由，开放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哪些地方不足。彻底的评估早就该开始了。

第五，根据评估，美国必须通过更有效地与朋友和合作伙伴分担责任，并通过形成各种团体和联盟来应对对自由的特定威胁，来加强其联盟体系。同时，美国必须与世界民主国家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合作，在可能的情况下改革国际组织，并在必要时根据已建立的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建立新的组织。为此，美国不仅必须承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而且还必须与朋友和伙伴合作以重新配置供应链，以消除对关键材料和商品的依赖。制定贸易，技术，通讯，旅行和健康的通用标准；并在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和新兴的蓝点网络等举措的基础上，投资于友好国家的物理和数字基础设施以及商业风险投资，特别是在受到中国威胁最大的印度太平洋地区。

第六，美国必须在公平和互惠的准则下寻找与北京合作的机会，在情况需要时限制和威慑中国，并支持在中国寻求自由的人，以促进美国的利益。与中国的战略竞争需要微妙的平衡：美国必须谨慎和创造性地与北京接触，同时对抗其经济帝国主义和军事冒险主义，并坚决反对那些残酷的法治和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这些行为似乎与中共统治密不可分。

第七，美国必须对美国公民进行有关中国挑战的范围和影响的教育。只有知识渊博的公民才能支持要求苛刻的政策的复杂组合，这些政策将使美国能够确保自由。行政部门官员和国会议员必须就中国的行为和意图以及美国政府为确保国内自由和维护既定国际秩序而必须执行的政策定期和坦率地向公众讲话。此外，国务院，国会，智囊团和私营部门组织必须共同努力，以确保政府官员和公众都能获得中共官员主要演讲和著作的英语翻译以及重要的来自中国的国有媒体，学术界和世界各地的宣传机器的出版物和广播。、

第八，美国必须培训新一代的政府官员和公共政策思想家，以应对威胁与机遇并存的新时代。不仅外交官，而且军事战略家，经济学家，技术专家，政治理论家以及与中国打交道的其他人，都必须精通该国的语言，文化（包括道德，哲学和宗教传统）和历史（包括政治，经济学，和战争）。对于其他战略竞争对手以及全球和潜在的朋友的语言，文化和历史的下一代培训也是如此。仅仅获得对关键语言甚至工作知识的熟悉还不够。世界政治迫切而复杂的问题要求美国政府招募和培养精通重要语言的官员，这些官员能够阅读战略对手说的语言来阅读文件，进行演讲并进行国家事务。以及朋友和合作伙伴。国务院最近扩大了促进普通话学习的计划。它还必须优先考虑加快以俄语，印地语，波斯语，阿拉伯语和其他语言进行的培训。同时，国会必须制定新计划，以鼓励各个年龄段的学生掌握流利的关键语言，并在公共服务中运用其技能。

第九，美国必须改革美国的教育，以使学生在自由民主的社会中承担公民的长久责任，并满足复杂，全球化，信息时代经济的特殊要求。国外的邪恶努力试图在美国播下不和。美国的小学，中学，高中以及社区学院和大学在令人沮丧的程度上，放弃了全面介绍美国的建国理念和宪法传统，以支持旨在破坏国家的宣传。面对这些两极分化的力量，美国必须收回自己的自由遗产。首先，要重新认识到《独立宣言》中所载的持久原则，即赋予所有人以不可剥夺的权利，政府的主要宗旨是确保这些权利，所有合法的政治权力都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这还取决于认真研究美国迄今为实现这些原则所做的努力，特别是通过建立和维护有限权力的宪法。这将使美国公民能够掌握国家在维护有利于自由和主权民族国家的国际秩序方面的利益。同时，美国必须致力于促进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卓越发展。美国政府与其以专制政权的方式来指导经济，还必须通过资助各种促进对STEM学科的掌握的教育计划，以自由和机会的精神来促进经济发展，从而使美国有可能在21世纪引领世界上创新，企业家精神和生产。

第十，美国必须通过榜样来捍卫自由原则，这些原则既是普遍的，又是美国民族精神的核心。比如通过演讲、教育举措、公共外交、外国援助和投资、在更加困难的情况下进行制裁以及其他形式的非军事压力、在危及国家的切身利益而其他一切都失败的地方使用军事力量。

根植于美国的建国原则和宪法传统；被繁荣的经济所振奋； 被世界上训练有素，装备最精良的军队所支持； 由了解美国人民和美国政治制度，认识到世界各国人民和民族的多样性和共同人性，并赞赏在外交事务中思想和利益之间复杂相互作用的政府官员提供服务； 并由知识渊博和参与度高的公民加强—这种多管齐下的方法将使美国能够确保自由主义。

Office of Policy Planning （政策规划办公室）

U.S. DEPARTMENT of STATE （美国国务院）

Director Peter Berkowitz  （主任 ：彼得·伯科维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