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一个帮助美国和其他国家减少对中国依赖的国际经济政策可能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缺陷也不仅仅是军事上的。事实上，缺乏一个帮助美国和其他国家减少对中国依赖的国际经济政策可能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尽管美国对抗中国的战略从根本上依赖于盟国的支持，但拜登政府在竞选活动中所概述的由国家安全顾问提出的所谓“面向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似乎与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没有区别。现任政府允许国会的贸易促进权力失效，不会重新加入跨太平洋贸易协定，其《降低通胀法》的保护主义使亚洲盟国感到不满，并且只对未来谈判做出模糊承诺。这些不会带来成功。

宣称的政策与执行的政策之间存在差异

这些并非宣称的政策与执行政策的意愿和能力之间的唯一差异。政府似乎缺乏有效的战略来应对拥有核武器的朝鲜带来的危险，除了发表了一则我们不会允许朝鲜拥有核武器的空洞声明，尽管专家认为平壤的领导层可能拥有数十枚核武器。或者看看伊朗，政府推行了一种被称为“以多换多”的战略——为对伊朗核计划施加更多限制而解除更多制裁——但它甚至无法让伊朗恢复遵守2015年的条款。此外，对于一个放弃了阿富汗、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命运漠不关心的总统来说，和伊朗开战肯定是不可能的。

9月中旬，我在基辅与乌克兰人的交谈令人惊讶，他们在战略上比拜登政府好得多。他们明白——并通过各个部门不遗余力地传达——他们的成功依赖于西方的支持，而西方对乌克兰获胜既有道义利益，也有地缘政治利益。弗拉基米尔·泽伦斯基总统承认他受到了一些西方政府的压力，要求他做出让步以使谈判成为可能，并扭转议题：“相反，我们正在创造条件，使谈判成为可能，”他告诉我：这是一次剧烈但又灵活的转向，为的是避免被西方的遇事不决所累。乌克兰战略的军事、经济和外交政策路线相辅相成，相互加强。这才是执行全政府战略的样子。

在分析俄罗斯战略时，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莉安娜·菲克斯和美国天主教大学的迈克尔·金马奇最近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断言，俄罗斯的失败源于“给乌克兰问题设定过高的政治目标，却匹配了匮乏和低效的手段”。尽管对俄罗斯的战略无能感到惊叹，但我们应该担心俄罗斯所表现出的严重缺陷也会困扰我们自己的国家安全战略。我们冒着犯和普京同样错误的风险，高估了我们的军事力量，用我们的经济政策阻碍了的重要国际合作，而且我们以行动破坏了我们的声明，自己却仍对这些声明深信不疑。